但西尔万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并不只是草率地将自己的经历复制到文章中，而是赋予了“搭便车者”更深层次的内涵。这也是小说真正精彩的部分。有评论甚至称之为“搭便车美学”。

小说的核心无疑是搭便车者的故事，但西尔万在勾画整个故事时，并不是从搭车者本人的角度出发，而是从搭车者朋友的角度进行观察。看完整个故事，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设计确实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叙事角度。

“我”与搭车人的重逢，拉开了整个故事的序幕。多年过去了，搭便车的人已经结婚生子了，但他搭便车的“爱好”依然没有改变。在书中，搭便车的人在旅途中消失又出现。几位主角的情感和人生走向都发生了难以预料的转变……

《搭车人》 虽然以“我”的视角展开，但搭车人无疑是核心主角。尽管他因各种搭便车旅行而消失又出现，行踪不明，但西尔万叙述的焦点从来都不是从他身上。分离。即使搭便车的人不在场，“我”和玛丽（搭便车的妻子）之间的对话仍然围绕着搭便车的人。

在小说中，我是一位作家，正在开始写一本以一位老太太为主角的书。玛丽问为什么不写一个年轻女人，或者为什么不写一个男人，为什么不写你自己？ “我”给出的答案是：“因为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对生活的渴望更触动我。他们会变得迟钝和麻木。但不是。火花一直都在，完好无损。”

当我们读到后续的故事并回过头来欣赏这句话时，我们会发现这可能是对搭便车的人的评论。他身上的火花始终存在，他永远不会变得迟钝或麻木。

斯宾诺莎认为，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朵脆弱的小云，总是担心与其他云相撞而消失。即使时间流逝，即使遇到各种各样的好事和坏事，我们也要保持我们的小云完好无损。

这种云的理论是搭便车者的写照。他就像一朵云，自由地漂浮，偶尔与其他云相碰撞而变得迷茫，然后一点一点地找回自己，“找回自己的意义”，重新上路。

这就是搭便车的人的生活。

搭便车的人自己对此很着迷，但其他人可能很难理解。不仅我们读者很难，就连书中的其他人也未必能看懂。

曾有人问小说中的搭便车的人：“你在寻找什么？我是说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搭便车的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回答道：“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可能会为了很多事情而这样做。我这样做是为了邂逅。为了与自己相处的时刻。为了发现那些地方。”

搭便车的人给出的答案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，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思考搭车的人为什么不断出发并继续上路。

在路上，搭便车者的这种状态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凯鲁亚克的书《在路上》。在那本书中，凯鲁亚克还塑造了一个不断出发、不断寻找的人的形象。

然而，两本书完全不同。《在路上》的寻找背后是一种绝望，对生命和生命意义的绝望。在凯鲁亚克眼中，二战的炮火消解了生命的意义，于是他写下了《在路上》，一个不断出发、寻找却一无所获的故事。

但《搭车人》则不同。我们并不觉得搭车者对生命或存在有任何焦虑，他的离开也不是为了逃避。

当一次次上路的时候，他更像是在体验“多一条生命的可能”。这个结论是出自“我”之口。西尔万通过“我”这个词赋予搭便车的人以意义。正如小说所说，搭便车的人“本能地无法拒绝一次又一次可能的遭遇”，他“需要走”。

在路上，就是搭便车的意义。他并不是在寻找什么，只是为了离开本身。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就能理解小说封底对这本书的《文学杂志》评价：打破个体分散状态的疯狂尝试，体味存在的无限可能。

搭便车的人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出发体验“存在的无限可能性”。

这是浪漫而疯狂的。这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。

《搭车人》不仅是一个探索存在本身的浪漫故事，它也有现实的一面。

小说中，搭便车的人已婚并育有孩子。他的妻子玛丽被路上搭便车的人的品质所吸引，并因此一直爱着他。

但与此同时，搭便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再缺席也在不断消耗着这份爱情。最初的爱情并没有消失，但同时也滋生了怀疑和痛苦。小说写道：“在欣赏与不再欣赏之间的狭窄边界上摇摆。”

最终，玛丽被迫承认，搭便车者一直吸引她的自由正在慢慢摧毁她的自由。他一味地追求浪漫和疯狂，她却不愿意上演放手和屈服的戏码。

这对夫妇最终分道扬镳，搭便车的人热爱他的自由，而玛丽选择了更安全的生活。像候鸟一样离开又回来，搭便车的人终于真正离开了。